帕里克：因果理论或许有助于简化理解，但现实远比理论复杂。
更新于2024年9月2日 12:05 英国《金融时报》 泰杰•帕里克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一些妇女每天仍需步行数英里为家人取水。因此，打井是许多发展机构青睐的项目，既可以减少水媒疾病风险，也可以节约妇女的时间。然而，这些看似有用的举措有时也会失败。
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现，村里一口新打的井被破坏了——不是叛乱分子干的，而是井所方便的妇女干的。为什么？因为每天步行去取水是那些妇女逃离家庭生活的唯一机会。她们的行为说明了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简单但常被遗忘的道理：某个地方的真理未必适用于所有地方。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使用的原则。通过评估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部分影响，践行此原则者可以确立因果关系。然而，这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助长片面思维。
因果模型的吸引力在于其简单性。经验法则往往比复杂的解释更受欢迎。用一种思想流派反驳另一种，例如用货币主义反驳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理论是大家的主攻方向。
但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充满了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反向因果关系和临界点。“其他条件相同”是对照研究的基本工具，但在变幻莫测的经济、技术或社会环境中，必须遵循的是另一种原则——“准用”(mutatis mutandis)，即经过必要调整后。
原因有很多。首先，人们依赖的理论常常会失效。以受到央行行长重视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认为通胀与失业负相关的理论）为例。在欧洲，尽管通胀在下降，失业率却很温和。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种解释是，随着供应链冲击的消退，通胀压力下降，但企业出于对疫情后劳动力供应的担忧，决定囤积人手。
其次，理论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例子是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尝试。提高进口壁垒应该会导致直接从中国流向美国的货物减少——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可能仍然依赖中国，因为供应链只不过到其他国家绕了个道。
第三，因果关系可能会遵循理论，但其呈现方式也许与人们的预期不同。银行挤兑通常是由负面新闻引发的，但在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之前，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考虑到社交媒体会如何加速这一过程。X（原Twitter——译者注）上信息的传播，再加上数字银行存取款的方便，导致该行储户存款外流速度快于预期。
土耳其还有过另一个这样的例子。2021年底，尽管通胀率很高，但该国央行迫于总统的压力降低了利率。正如预期的那样，通胀飙升。但在2023年初，通胀下降了。一些经济学家对通胀没有进一步飙升感到惊讶。一种解释是，尽管官方利率很低，但私营贷款机构预期通胀将要失控，所以将自己的利率维持在高位。这帮助维持了信贷纪律，抑制了物价。
一些观察人士态度较为偏激，认为这种复杂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无法控制任何事情或对其建模，所以他们应该主要做一些简单、不产生伤害的干预。话说回来，在阿富汗打井的人也认为自己在做一些这样的简单干预。但即使是简单的干预，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各种现成的公共政策框架，从法规到税收和支出，在以大致可预测的方式影响规范和激励。政策制定者只需要记住，必须将任何解决方案都视为一个体系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应该鼓励小规模的政策试验，利用跨学科专业知识，使用更精细和更实时的数据。政治经济学家马娅•格佩尔(Maja Göpel)对技术可能提供的帮助抱有希望。她表示：“数字革命——传感器、图像、数字孪生、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自动化流程——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将有关经济主体和最佳政策选择的假设与现实世界中的动向联系起来。”
过去几个世纪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帮助我们将世界简化为规则、关系和趋势。但这些学科在未来几十年能发挥多大作用，将取决于它们捕捉复杂性的能力。
译者/何黎
更新于2024年9月2日 12:05 英国《金融时报》 泰杰•帕里克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一些妇女每天仍需步行数英里为家人取水。因此，打井是许多发展机构青睐的项目，既可以减少水媒疾病风险，也可以节约妇女的时间。然而，这些看似有用的举措有时也会失败。
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现，村里一口新打的井被破坏了——不是叛乱分子干的，而是井所方便的妇女干的。为什么？因为每天步行去取水是那些妇女逃离家庭生活的唯一机会。她们的行为说明了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简单但常被遗忘的道理：某个地方的真理未必适用于所有地方。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使用的原则。通过评估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部分影响，践行此原则者可以确立因果关系。然而，这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助长片面思维。
因果模型的吸引力在于其简单性。经验法则往往比复杂的解释更受欢迎。用一种思想流派反驳另一种，例如用货币主义反驳凯恩斯主义，这样的理论是大家的主攻方向。
但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充满了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反向因果关系和临界点。“其他条件相同”是对照研究的基本工具，但在变幻莫测的经济、技术或社会环境中，必须遵循的是另一种原则——“准用”(mutatis mutandis)，即经过必要调整后。
原因有很多。首先，人们依赖的理论常常会失效。以受到央行行长重视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认为通胀与失业负相关的理论）为例。在欧洲，尽管通胀在下降，失业率却很温和。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种解释是，随着供应链冲击的消退，通胀压力下降，但企业出于对疫情后劳动力供应的担忧，决定囤积人手。
其次，理论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例子是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尝试。提高进口壁垒应该会导致直接从中国流向美国的货物减少——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可能仍然依赖中国，因为供应链只不过到其他国家绕了个道。
第三，因果关系可能会遵循理论，但其呈现方式也许与人们的预期不同。银行挤兑通常是由负面新闻引发的，但在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之前，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考虑到社交媒体会如何加速这一过程。X（原Twitter——译者注）上信息的传播，再加上数字银行存取款的方便，导致该行储户存款外流速度快于预期。
土耳其还有过另一个这样的例子。2021年底，尽管通胀率很高，但该国央行迫于总统的压力降低了利率。正如预期的那样，通胀飙升。但在2023年初，通胀下降了。一些经济学家对通胀没有进一步飙升感到惊讶。一种解释是，尽管官方利率很低，但私营贷款机构预期通胀将要失控，所以将自己的利率维持在高位。这帮助维持了信贷纪律，抑制了物价。
一些观察人士态度较为偏激，认为这种复杂性意味着政策制定者无法控制任何事情或对其建模，所以他们应该主要做一些简单、不产生伤害的干预。话说回来，在阿富汗打井的人也认为自己在做一些这样的简单干预。但即使是简单的干预，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各种现成的公共政策框架，从法规到税收和支出，在以大致可预测的方式影响规范和激励。政策制定者只需要记住，必须将任何解决方案都视为一个体系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应该鼓励小规模的政策试验，利用跨学科专业知识，使用更精细和更实时的数据。政治经济学家马娅•格佩尔(Maja Göpel)对技术可能提供的帮助抱有希望。她表示：“数字革命——传感器、图像、数字孪生、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自动化流程——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将有关经济主体和最佳政策选择的假设与现实世界中的动向联系起来。”
过去几个世纪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帮助我们将世界简化为规则、关系和趋势。但这些学科在未来几十年能发挥多大作用，将取决于它们捕捉复杂性的能力。
译者/何黎